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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实力”:羽毛贸易是如何起飞的?

发布时间:2020-01-04 23:06:09内容来源: 点击:

 羽绒是大自然界最绝妙的保温材质。如今,全球的羽毛贸易正在蓬勃发展。本文作者西蒙·拉比诺维奇(Simon Rabinovitch)去探究了羽绒服里这种奇妙物质的来源。

热气球材料里塞上鸭绒 第一件羽绒服为攀登珠峰而生

1922年夏天,有两个名叫“乔治”的人参加了人类对珠穆朗玛峰的首次攀登尝试——乔治·马洛里(GeorgeMallory)是上流社会人士,剑桥大学毕业生,父亲是英格兰教会的牧师。他用着当时最好的攀登装备,身穿夹克和结实的棉质灯笼裤。而和他一起登山的探险者之一乔治·芬奇(GeorgeFinch)则是社会边缘人,一个满脸胡须的澳大利亚人。他有着轮廓鲜明的俊朗外貌和独特的个性,喜欢尝试新装备:为了适应高原气候,他带了瓶装氧气,身穿由亮绿色热气球材料定做而成的外套,里面塞满了鸭绒。

尽管在当时,登山者们已经开始在睡袋中塞羽绒用于保暖,但芬奇这件鼓鼓囊囊的外套最初却遭到了同行登山者们的嘲笑。不过,当他们越来越接近珠穆朗玛峰时,情况发生了变化。“今天狂风大作,虽然带来了活力,但实在太冷了,”芬奇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每个人都羡慕我的鸭绒外套,我不再被嘲笑了。”

在第三次登顶失败后,两个乔治都选择了返回。两年后的1924年,马洛里再次参加了珠峰探险,但在山顶附近失踪了。之后,他的登山壮举被浪漫化,满足了公众对英雄的渴望。芬奇则再也没有尝试过攀登珠峰,而是走上了一条不太浪漫的职业道路——成为化学教授。但最终,他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另一个乔治。如今,高海拔地区的登山者们通常会携带氧气装置。而他的另一项创新更具影响力,早已超出登山界:在1922年的那次探险中,乔治·芬奇发明了羽绒服。

这种新式外套很快流行起来。1953年,当埃德蒙·希拉里(Edmund Hillary)和丹增·诺盖(Tenzing Norgay)终于登上珠穆朗玛峰的顶端时,他们身上穿的正是羽绒服。如今,没有人能在登山时不穿羽绒服。正如几年前一位登山者所说的那样,“如今攀登珠峰时的主要难题是,如何把3英寸长的生殖器伸到6英寸厚的外套外面撒尿”。

除了助力人类攀登最高峰外,羽绒服的应用范围还很广泛。1940年,艾迪·鲍尔(Eddie Bauer)获得了第一个关于羽绒服的商业专利,当时的目标客户群是户外爱好者。而如今,为山地探险者发明的羽绒服,更常用于保护大都市里的居民们免受寒冷侵袭。从东京到多伦多,即使一天中的主要活动是匆匆走过几个街区,我们也要面对寒冬。羽绒服已经成了高街和设计师品牌的商品,造就了源源不断的财富:专门为“极端天气”制作服装的加拿大鹅(Canada Goose)靠羽绒服打造了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品牌;盟可睐(Moncler)也是如此。

羽毛填充物一度是很少人买得起的奢侈品,如今已无处不在。

在过去的25年里,即使是短暂出门购物,人类对温暖的需求也促使全球羽毛的贸易量增加了3倍。轻如羽毛这样的货物,其每年在跨境贸易里的总重量也相当于近9万辆汽车的重量。而这些漂洋过海的羽毛中,有80%来自同一个国家:中国。

中国人对鸭肉鹅肉的热爱 造福了全球羽绒服消费者

羽毛贸易并不是供求关系的简单案例。事实上,外套中的羽绒只是鸭和鹅的副产品,它们最终出现在餐桌上。就单位重量的价格而言,羽绒(鸭胸上柔软、绒状的羽毛)是鸭子最有价值的部分,每公斤价值25至50美元,大约是鸭肉的10倍。但是,一只正常的鸭子可提供约2.5公斤的鸭肉,却只有15克的羽绒。因此,一只鸭子的价值主要来源于它的肉,柔软的羽毛仅占其整体价值的3%。所以,这些蓬松的绒毛并没有被屠宰场视为珍贵的商品,而被视为一种“残余碎屑”。

这些屠宰场大多数都集中在一个国家:你能穿上这么保暖的外套,还要感谢中国人对鸭肉和鹅肉的巨大热情,且这种热情仍在不断增长。这些鸭和鹅,或烤或蒸或腌制,早已成为中国美食的一部分。在北方,餐馆里的师傅们片着酥脆的北京烤鸭。在南方,人们更喜欢多汁的烧鸭和烧鹅。在南京的“全鸭宴”里,从鸭喙到鸭翅的每一寸都被充分利用。在中国最近几十年的经济繁荣期里,曾经属于罕见珍味的鸭肉,如今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美食。出售鸭脖的快餐摊位在中国火车站非常常见。中国有两家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专门生产真空包装的即食鸭肉零食。

1978年中国开始重建经济时,普通民众人均每年只能吃270克鸭子。如今,这个数字已是当年的8倍,超过2000克。中国人吃掉的鸭肉在全球也占大头:全世界每三只被吃掉的鸭子中,就有两只在中国。鹅肉方面更是如此,中国每年被宰杀的鹅的数量在全球占惊人的95%。中国人吃掉的鸭肉和鹅肉越多,羽毛就越多。如果说当今中国人对鸭肉的狂热需求是对中国过去30年崛起的一个隐喻,那么外套中的羽绒则是随之而来的华彩部分。

“樱桃谷鸭”是一种漂亮的生物。它举止优雅,脖子修长,胸部蓬松,有着鹰嘴般的喙部线条。这个品种的名字令人联想起乡村田园诗中的形象,但是它在中国东部一个小角落里的生活却并不美好。

这只樱桃谷鸭短短的40余天生命,是在一个临时养殖场里度过的,四周墙壁上铺着厚厚的塑料布。它和其他成千上万只鸭子一起挤在一个小房间里,在布满粪便的木板上行走着。谷仓里充斥着刺耳的嘎嘎声。还没长大的小鸭子会发出高音调的啾啾声。随着鸭子年龄的增长,它们的羽毛变白,叫声变粗。

在这个距离上海大约150公里的养殖场里,在6个星期的生命里,樱桃谷鸭一次也没见过太阳,但是它无法逃脱光明。裸露的荧光灯泡悬挂在天花板上,而且永远开着,鼓励樱桃谷鸭尽可能多地进食。它的成熟速度大约是野外同类的两倍。

养鸭场的主人何先忠(音译)说,一旦掌握了养鸭方法,一切就很容易了。他过去在钢厂工作过很长时间。现在,他每天只需要去看两次鸭子,给它们喂食。赚的钱虽然不多,但他有充足的时间帮助儿子完成作业。这对他来说很值——儿子现在是上海一家半导体公司的工程师。

在生命的第40天左右,樱桃谷野鸭被推到养殖场后面的槽道上。它疯狂地嘎嘎叫着,被装进箱子里,经过15分钟的车程,到达它的最终目的地——佳惠屠宰场(音译)。有那么几秒,它甚至可能第一次瞥见天空。当身体被倒过来,双脚被放入空中传送带上的金属夹时,它更加疯狂地尖叫起来。在通了电的水中,快速的搅打使它失去知觉。一名工人用刀刺入它的咽喉,鲜血涌出。然后,传送带将它毫无生气的尸体送到工业洗衣机里清洗,再将其放入一个像吸尘器一样的巨大机器中,吸走羽毛。鸭子被剥毛后,穿着淡蓝色工作服的工人铲起一团团被水浸湿、沾满鲜血的羽毛,用独轮车将它们运走。在这栋综合大楼的尽头,这些肮脏多刺的羽毛被洗净、晾干,装进巨大的绿色袋子里,仍然散发着养殖场里的气味。

而这已经是这个故事的“最佳版本”。与许多含有塑料物质的服装纤维相比,羽毛搭上了当前人们对“天然”和可持续产品的需求浪潮。但是,出产羽毛的鸭子们的一生很难用“天然”来形容。更有甚者,死后采集并不是从禽类身上采集羽绒的唯一方法。多年来,动物权利活动人士提出了一系列指控,称服装公司使用的一些羽绒是被从活禽身上撕下的,也就是“活拔”。

2016年,一个来自美国的组织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显示工人在一个脏乱的中国厂房里从高声惨叫的鹅身上拔下羽毛,造成它们流血和受惊。2009年,瑞典一部类似的纪录片也促使宜家(IKEA)逐步淘汰了可能包含“活拔”羽毛的床上用品。大多数此类指控都与鹅绒有关,因为比起鸭绒,鹅绒更多地被用于床上用品。

中国生产商则指出,此类指控是过分夸大事实。中国羽绒工业协会称,“活拔”羽毛仅被用于高端床上用品,只占中国羽绒产量的不到1%。这样采集羽绒是一个昂贵、劳动量极大的过程。中国大部分羽毛的来源,仍然是禽类被屠宰后在工业分拣机中被采集的羽毛。养殖户们认为,活拔羽毛留下的创伤会破坏禽类的肉质,从而损害其整体价值。

不论“活拔”现象多么稀少,羽绒行业一直在尝试根除这种做法。2014年以来,跨国服装企业建立了动物福利标准,并聘请独立的审核员来检查工厂和农场。然而,尽管一家服装企业可能只有一两家羽绒供应商,但许多供应商又与五六个屠宰场签订了合同,而屠宰场又从几十个养殖场那里获得禽类。这样梳理下来,一件羽绒服或一张羽绒被里,就可以轻松容纳来自一百多个农场的羽毛。要审核整个供应链,困难重重,成本高昂。因此,你的羽绒外套的生产过程,可能并不如它本身那么舒适。

人类能造出火星车 却造不出比羽绒更好的材料

在你的手中,一根羽绒看起来就像蒲公英的碎屑。但是从显微镜里看,它的细丝就像树木完全对称的森林。英国化学家兼狂热登山爱好者马修·富勒(Matthew Fuller)说,这些被称为“触须”的细丝大约20微米宽,“比油漆涂层还薄”。与其他人相比,他花了更多的时间研究羽绒:他拿到了世界上第一个有关羽绒及其用途的博士学位。

富勒显微镜下的蓬松羽毛与屠宰场中肮脏的羽毛几乎没有相似之处,但所有羽毛都是大自然的奇迹。多年来,科学家们不断尝试制造出一种像羽绒一样既柔软又透气的人工合成材料,却从未成功。人类都能在火星上放置火星车了,为什么却无法创造出比羽绒更好的材料?

也许是因为羽绒有时间上的优势:大约1.5亿年前,乌鸦大小的恐龙就已经穿着羽毛状的大衣在地球上遨游了。羽毛经过了进化的考验和完善。富勒说:“自然界对此进行了漫长而艰难的思考。”

然而,构成羽绒的材料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主要是角蛋白,与指甲、头发和动物角中的成分相同。其温暖的秘诀在于内部结构。重叠的“触须”形成一个细微的网格,将热量捕获。它们是一种坚固、轻巧的复合材料,由提供强度的硬管和吸收冲击的柔软基质组成。从每个“触须”上再伸出一些小枝,甚至更细的细丝。它们的硬度足以避免缠结,长度又足以防止热量通过气穴跑出去。一根羽绒在微风中会被吹跑,聚集在一起时,它们无比强大。

《羽毛:自然奇迹的演变》一书的作者托尔·汉森(Thor Hanson)说,简单的数字揭示了羽绒对鸟类的重要性。在平均每只鸟类身上覆盖的2000至4000根羽毛中,大多数是羽绒,用于飞行的羽毛还不到100根。羽绒让企鹅可以在南极洲产卵,让雀类可以在加拿大的冬天繁衍,让鹤类可以在气温-50°C的高空中翱翔。羽绒几乎像空气一样轻,这是鸟类的明显优势。相比之下,皮草要重得多。

诸如“新雪丽”(Thinsulate)和“气候盾牌”(Climashield)这样的人造合成纤维似乎有望表现出最好的性能,但作为仿制品,它们在羽绒面前仍然黯淡无光。汉森说,一个登山者必须穿11条聚丙烯材质的长裤,才能达到与一件羽绒服相同的保暖性。就目前而言,一只好鸭子胜过一切。

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将羽绒推向大众市场

当你走进羽毛工厂时,柔软的羽绒微粒像雪花一样在空中翩翩起舞。工厂入口处堆放着成袋等待加工的羽毛,散发着来自养殖场的气息。羽毛分拣设施由大约20米高的绿色金属筒仓组成,工人将成捆的羽毛倒入其中,并用泵送入空气。之后,羽绒会浮到顶部,较重的羽毛则落在底部。这个过程会重复几次,将羽绒分为不同的等级。当处理过程结束时,工厂里的气味就像刚洗过的亚麻布。

在中国,每有30只鸭子被吃掉,就有1只鸭子的羽毛落入迈克尔·毛(Michael Mao)的手中。毛是个戴着金属框眼镜、十分真挚的中年男子,他每天要处理来自30万只鸭子的羽毛,而他的姓氏恰巧也与羽毛的“毛”相同。他还有个英文昵称——“羽毛先生”。

“羽毛先生”的公司是萧山最大的企业之一。萧山有“羽绒小镇”之称,位于杭州郊区,靠近上海。中国能崛起成为羽绒超级大国,萧山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过去的30年中,随着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出口国,许多像萧山这样的“专业小镇”在中国成长起来。在几乎每个产业中,发展过程都是相似的:当地一些企业家在某个产业取得成功之后,整个小镇都投入到这个产业中,并吸引大量农村人口。有的小镇以制作拉链闻名,有的小镇则是打火机,还有的小镇专门生产振动按摩器。

萧山隶属于中国沿海省份浙江,处于几个关键产业的交汇处,周边乡村的村民一直有饲养鸭子的传统。上世纪80年代,一些当地居民开设了制衣厂,产生了对羽绒的需求。另一些人开始生产电风扇——羽绒工业生产中的关键工具:工人可以用机械方式吹干羽毛,而不必像过去那样将其放在阳光下晒干。就这样,萧山的“羽绒小镇”之路开始了。羽毛从周边农场被收集起来,运到萧山,在那里进行清洁和分类,将柔软的羽绒与多刺的羽毛分开,留下最细、最蓬松的部分。数百家羽绒生产商在萧山建立起来。正如中国人对鸭肉的需求增加了羽毛的供应量一样,萧山在羽绒生产上的高度集中化也降低了成品的价格。这两种趋势相结合,改变了整个羽绒产业。人们在床上用品中使用羽毛已经有几百年历史,在外套中使用羽毛也已有几十年时间,但是这类产品通常是由欧洲少数生产商生产的昂贵奢侈品。得益于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羽毛才被推向了大众市场。

“羽毛先生”的三星羽绒公司就是“功臣”之一(该公司与同名的韩国电子巨头并无关联)。“羽毛先生”的职业生涯起步于1998年,时年20岁的他成为了一家小型羽绒公司的推销员。当时,有招聘人员到他就读的职业学校寻找符合以下2个条件的学生:成绩好、来自贫困家庭——这家羽绒公司想要既聪明、又会努力工作的员工。

“羽毛先生”是农民的儿子,靠打扫教室勤工俭学来支付学费。得到这个工作机会后,他很快做出了成绩——向一个加拿大买家卖出了7万个睡袋,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为了监督生产,这名买家在工厂里待了6个月,于是“羽毛先生”抓住了另一个机会:他学习了英语,让自己成为公司与外国人打交道时的关键人物。由于需要具备这种技能的人才,三星羽绒看中了“羽毛先生”,聘请他为公司工作。

杭州萧山工厂里的“羽绒联合国” 成品出口前要经三道检测

他一路奋斗,成为了三星羽绒的主管,也成了热情的羽毛推广大使。该公司的英语口号“我们热爱羽绒,真的热爱”(We love down,we do)十分直接,弥补了其在诗意上的不足。工厂里的展厅简直是个“羽毛联合国”:玻璃展示盒中摆放着罗马尼亚鹅、西伯利亚鹅、波兰鸭、北京鸭和最稀有的冰岛绒鸭的羽毛。

“羽毛先生”让我闭上眼睛,伸出双手。他在我的一只手中放了一团来自冰岛绒鸭的羽绒,由于实在太轻了,我根本感觉不到两手之间的区别,直到几秒钟后一只手掌开始变热。绒鸭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会因为人类的食肉需求而被杀死,而是自然褪毛,农民再从其废弃的巢穴中收集这些羽毛。完全由这种鸭绒制成的羽绒被,价格可以达到1万美元。

三星羽绒的客户们对其它没那么稀有的品种已经很满意。一些买家只要原材料:经过清理和分类的羽绒。另一些买家如马莎百货(Marks&Spencer)和梅西百货(Macy's)则直接采购羽绒成品。在三星羽绒旗下的纺织厂里,数百名工人坐在缝纫机旁,上面堆着白色布料。他们几乎不间断地操作着缝纫机,将这些布料制成羽绒被套和枕头套。在纺织厂的另一层楼,工人将羽绒填充在这些半成品里,然后将其缝好,再将成品装入箱子,由叉车堆放在一起,准备运往世界各地。

在货物被运走之前,一个小小的样品会先被送到一座看似不起眼的高楼里:国际羽绒羽毛检测实验室(IDFL)中国办事处。羽绒制品的一个特性,就是其原材料——羽毛——在最终产品中是看不到的。因此,一些不道德的生产商可能会用各种手段非法获利:把硬羽毛压碎,伪装成羽绒;用便宜的鸡毛代替鸭毛和鹅毛;将一些普通羽绒粘在一起,让它们看起来像珍贵的、带粘性的品种;或者只是简单的填充分量不足。

在实验室里,盖普(Gap)和哥伦比亚(Columbia)的外套被放在宜家(IKEA)的枕头旁边,等待检测。工作人员剪开成品后,对里面羽绒的实际重量进行称重。在另一个房间里,穿着白色实验服、戴着蓝色发网和口罩的技术人员会检测羽毛中的污染物,并测试其防水性。在第三间办公室里,技术人员用巨型筷子,在一个2英尺高的玻璃圆筒中搅拌一团鹅绒,然后将一个特殊的圆盘放在羽绒上,以进行最关键的检测:羽绒的“蓬松度”,这决定了外套的保暖性。所有检测完成后,羽绒们基本可以“飞往”全球了。

加拿大鹅避谈的事实:其大部分羽绒来自中国

2018年,羽绒界最知名的品牌之一加拿大鹅(Canada Goose)计划在中国开设首家门店,但运气不佳。在加拿大官方应美国的司法引渡要求拘捕了一名中国企业高管之后,中国媒体称加拿大将面临“严重后果”,一些民族主义者开始呼吁抵制加拿大商品,广受欢迎的加拿大鹅成为目标之一。于是,加拿大鹅推迟了其北京旗舰店的开业。2018年12月28日,北京旗舰店终于开始营业。果然,这家旗舰店被人潮淹没了——不是抗议者,而是前来购买羽绒服的中国消费者们。尽管天气寒冷,仍有许多人在店外排了一个小时的队。

加拿大鹅只是“羽毛造富”的案例之一。从2016年到2019年,该公司的收入几乎翻了两番。其它如盟可睐(Moncler)、北面(North Face)、巴塔哥尼亚(Patagonia)等众多企业也因为羽绒服而收获了大量财富。而且,正如加拿大鹅北京旗舰店开张引发的购物狂潮所示,在中国最大、最富裕的城市中,鸭绒的受欢迎程度已经赶上了鸭肉。

时尚潮流已经持续席卷了中国十多年。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当国际服装企业将生产线转入中国后,许多品牌利用中国厂商获取羽绒的便捷性,开始在冬季服装系列里加入羽绒服,并用更好的布料和缝制工艺解决了漏毛问题,制作出更实用、更时尚的产品。羽绒服蓬松的外型变得非常流行,以至于许多高街品牌开始卖用人造纤维填充的外套,它们看上去和羽绒服相似,舒适度却有差距。价格更高、更暖和的羽绒服仍然赢得了最多青睐。

对于中国生产商而言,羽绒的成功令他们喜忧参半。他们的命运与羽绒的紧紧连在一起。在过去的一年中,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羽毛和其它从中国进口的数千种商品增加了关税。美国服装公司对此当然不欢迎,并为它们的中国合作伙伴争取“松绑”。美国羽绒羽毛理事会(ADFC)主席大卫·斯威特(David Sweet)在政府听证会上说,减少对中国羽毛进口依赖的唯一方法,就是每个美国人每年吃2只鸭子——这是目前美国人均鸭肉消耗量的20倍。

中国鸭绒和鹅绒的蓬松度,已经一次次被证明与欧洲竞争者的产品达到了同等水平。尽管市场上几乎每件羽绒服里都包含来自中国的羽绒,但很少有品牌会以此为卖点。以加拿大鹅的标志性派克大衣(parkas)为例。该公司自豪地宣称,他们的产品是“加拿大制造”。的确,这些羽绒服的填充物都来自同一家采购公司:加拿大羽绒工业公司(Feather Industries Canada)。而在这家采购公司的网站上,很大一部分专门用来介绍加拿大羽绒,称其为“我们最引以为傲的产品”。但是该公司也称,他们从“全球的供应商”那里采购羽绒。在一条单独的注释中,该公司承认,其大多数羽绒“来自东方”。他们避免提到“中国”这个词。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鹅的产品没有其声称的那么好。加拿大羽毛工业公司提供严格的质量保证,承诺仅从其员工参观过的农场购买羽毛,且人道地对待禽类。但加拿大鹅的大部分宣传活动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其服装生产依赖于来自中国的羽毛。

或许,中国是时候发起撼动羽毛世界的第二次革命了。当年,是中国人对鸭肉的胃口大增,才让羽绒的供给如此充分。如今,中国人已对羽绒服产生了同样大的“胃口”,中国公司开始争夺更大的服装市场份额,而不仅仅满足于填充外国品牌的外套和金库。

一个世纪前,乔治·芬奇(George Finch)在珠穆朗玛峰的山坡上证明,一件外套里面的柔软羽绒,与其时髦的外观同样有吸引力。谁知道呢?或许有一天,某个勇敢的人会推出一个高端品牌,并自豪地宣称其服装里的羽绒来自中国。“中国鸭”(China Duck,此处与“加拿大鹅”对应)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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